众所周知，阳明学说以其心理一元、致良知、知行合一等独特观点，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标杆意义，而且在东亚文化圈也影响深远。诚如近代学人丘陶常先生所言：“宋明六百年的理学，大体说来，宋代是创始阶段，而明代则是结束的时期，王阳明尤其是明代学术思想界杰出的人物，到他手里，理学才达到顶点。”阳明之后，致力于赓续学统的黄宗羲先生，在编订《明儒学案》时，曾将阳明先生及阳明学派作为学案中心。由此，也足见阳明学说在彼时学林中的重要地位。

阳明去世之后，虽然王龙溪、王心斋、罗念庵等王门后学，仍然致力于宣扬、阐发阳明学说，但终因种种原因，使得阳明学说呈现颓势。尽管如此，放在传统中国哲学史的宏观脉络中，阳明学说仍如一座学思巨峰，使后世学者不得不畅游其中，领略其伟岸。举例而言，严复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梁漱溟等后世学人，无不推崇王学,并基于各自学术背景与立论旨趣，对阳明学说作不同的知识解读。

从知识构成的角度来看，阳明学理以致良知为主脑，故而又称良知学。钱穆先生在《阳明学述要》一书中，曾对阳明学说作了相对全面的总结梳理。据此总结，王学大纲要点有七：良知、知行合一、致良知、诚意、谨独、立志、事上磨练。按钱穆先生的理解，凡此七点，若放在宋明理学的脉络之中，则又可归之于两端：其一，本体论；其二，修养论。由于这种独特的哲理知识属性，以及后世渐趋孤立的学科知识分际，除其文官身份之外，阳明先生更多是以哲人身份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之中。基于这一背景，在理解阳明学说时，后世学人往往仅从传统哲学视角出发，阐释阳明学说的学理内涵。

然而，如果转换视角，转而以更为宽泛的法政哲学为知识背景，同样可以对阳明学说做不同的理解。为了保持行文的连贯和阅读的通畅，也为了有效突出主旨，不妨在此首先对文章的立论加以说明。具体来说，在法政哲学的视角下解读阳明学说，可以发现，阳明学说的核心要旨——致良知之学——实际上具有自我立法的基本底色。换言之，阳明先生提出的“良知即天理”命题，从法政哲学的视角来看，也可引申出另一个更具深意的命题：天理是万物法度，进而，良知即是万物法度。在此语境之下，“致良知”的过程，也是个体自我立法从而自我约束的过程。

当然，对阳明学说作如此解读，可能会面临一些疑问：从中国哲学史的学术传统来看，阳明学说作为传统哲学的一脉，又怎么能够抽象出“立法”的意涵以及“立法者”的意象？又或者，进一步说，即便在逻辑上能够作此推演，那是否在学理上也有几分牵强？如此等等，都是首先需要予以回答的基本问题。事实上，读者之所以可能产生上述疑问，是因为在现有知识背景之下，尤其是在现代学科知识分际之下，人们往往局限于法律实证主义的脉络中，理解“法”“立法”“立法者”等语词，并参酌具体的日常法律实践固化上述理解，从而将“法”等同于实在法体系之下的具体条文规则。顺此思考，“立法”或“立法者”就成为基于大众民主的法律制定活动或制定机构。事实上，从更本源（也更宽泛）的意义来看，“法”也可以理解为规训万物的尺度。由此，天地万物之间，法度生焉。如此一来，就本质而言，立法活动所要揭示的正是“何为万物之尺度”以及“何为行事之通理”等基本问题，而建立在大众民主之上的现代法律制定，仅是立法的一种形式而已。正因如此，在法政哲学的思想传统中，才会有诗人通过诗性智慧而立法、哲人经由理智全能而立法的精神寄托或思想表达。举例来说，在柏拉图、维科等人的著作中，均可探寻上述立法者的意象。在西方古典思想脉络中，正如学者林国华所言：“古代诗歌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的意图，诗人大都怀有立法者的心胸。古代诗人们的这种政治品质涵养了随后出现的‘史家’。古代的历史编撰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其实是在编撰法典，探讨民族生活秩序即政制（regime）的存续问题。”

接续这一思考传统，将阳明先生的致良知之学，视为一种自我立法的价值追求与切实努力，或许也能够开启新的思考方向。当然，在法政哲学的脉络中审视阳明学说，也可发现，在其学说内部，除了致良知而自我立法之外，还有另一个顺序相承的自我行法维度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此处所述的行法是相对立法而言的，意指将规训万物之法度，落实为行事之准则的自我约束过程。

致良知以自我立法

阳明先生晚年讲学传道，极为推崇致良知之功。有论者认为，“致良知”是阳明哲学发展的最后形态，对整个晚明哲学思潮的开展有着重大影响。诚如此言，“致良知”在阳明学说中几乎是一个标签式的理论话语。围绕致良知而展开的书信或对话，在《传习录》中多有体现。

然而，通读《传习录》即可知，至于什么是良知，阳明先生并未给出单一的答案，而是围绕“良知”一词作了多种学理阐发。举例而言，阳明先生认为，“良知者，心之本体”。具体地说，这种本体又是“廓然大公、寂然不动之本体”。同时，他又指出，“能戒慎恐惧者，是良知也”。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，尽管可以从多维度加以体察，但在阳明先生的论述中，有关良知最为精到的阐释，莫过于为人所熟知的“四句教”：无善无恶是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是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这就意味着，作为个体，若能达到“知善知恶”的状态，便是保存了内心良知。更直白地说，“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”。

若对以上有关良知的论述加以梳理，则又可梳理出一条主线来。在阳明先生看来，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是非之心，这种是非之心，也即知善知恶之心。然而，由于良知易受私欲隔断，因此，要存此良知，则需要在应对事事物物时，保持廓然大公，做到“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”。

此外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在阳明学说中，良知的出场，往往是与天理相伴的。对此，《传习录》中有多处记载。在《答欧阳崇一》的信中，阳明先生曾写道：“良知是天理昭觉明灵处，故良知即是天理”。在《答顾东桥书》中，阳明先生也曾对此加以阐发：“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谓‘天理’也。致吾心良知之‘天理’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天理也。”

阳明先生的如上散论，实际上揭示了两个关联命题：其一，良知即是非之心；其二，良知即天理。就第一个命题而言，尽管显得十分直白，甚至按现代习惯用语去理解，似乎还是一种同义反复。然而，在阳明先生看来，“这是非之心是个大规矩”。所谓“大规矩”，也就是约束万物的尺度与法则。也就是说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本为天地之心，与生俱来地具有纯洁的良知，应当时时刻刻运用作为大规矩的良知，指导世间言行，照料人世生活。借用现代法理术语来说，良知从此具有了规范性内涵，不仅可以在描述性的意义上，对世人行为加以解释，而且可以在批判性的意义上，对世人行为加以评判。就第二个命题而言，良知即天理，而天理即是万物法度，从而也就使得良知即万物之法度。由于良知是心之本体，犹如心灵与肉身并存。因此，人人皆有良知，人人皆可经此良知而感知世间法度。换言之，若契合良知，纯乎天理，便可知道何者能为，何者当止。所谓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即是要通过趋于良知的内心自我立法而自我规训，在确保基本所需之后打破私欲隔断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放到法政哲学的背景之中，阳明学说所揭示的，其实正是经由感知、体认并趋近良知，进而在世俗化的人间自我立法的理论可能性。

知行合一以自我行法

阳明学说中，在自我立法进而自我规训的致良知之外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要求，即知行合一，这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关键，也是将自我立法落实为自我规训的终极环节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阳明先生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，不同于当下人们通常所理解的“知行合一”。在《答顾东桥书》中，阳明先生对知与行的关系作了简洁而又深刻的阐发：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。简而言之，真知即所以为行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阳明先生对知行合一的认识，已经超越了人们所理解的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”意义上的知行合一，而是具有更深一层的知行一元论色彩。

事实上，这也是阳明学说内部理论推演的必然结果。在阳明先生看来，心、理合一，并非二物。因此，良知作为心之本体，必然要努力探求事事物物之理，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必然需要“行”的工夫，如此方能做到心、理合一。因此也可以说，在阳明学说的体系中，心、理合一是知行合一的理论前提，知行合一也是心、理合一的必然要求。

回到本文的主旨中，在法政哲学的思想背景下对此加以解读，则可看出，知行合一作为与致良知顺序相承的环节，其实也是在致良知式的自我立法之后，转而将内含规矩与尺度的“法”，应用于事事物物，进而实现自我约束与自我规训的行法过程。当然，知行合一只是总括性的概述，若只空谈知行合一，可能会“一时未见头脑”。在《传习录》中，阳明先生至少阐述了四种与此有关的具体用功法则：

首先，省察克治。对于如何通过日常用功而切实体认天理，阳明先生有深刻的领悟。他认为，“天理、人欲，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，方日渐有见。如今一说话之间，虽只讲天理，不知心中倏忽之间，已有多少私欲”。阳明先生之意在于，仅仅有体认天理的意识、仅仅知晓以良知之法度自我约束，其实是不够的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日常省察克治。换言之，唯有反思性的生活，才是大道之行，才能获得真知，而真知即所以为行。

其次，用功真切。阳明先生曾勉励求学之友：“吾辈今日用功，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。此心真切，见善即迁，有过即改，方是真切工夫。如此，则人欲日消，天理日明。”用功真切，实为论学论道的基本前提。唯有真切用功，方有可能坚忍行事，廓然大公，进而达致知行合一的境界。

再次，拔本塞源。拔本塞源论是阳明晚年的重要观点之一。在此，阳明先生借“拔本塞源”之喻所欲根治的是功利之私。在《答顾东桥书》中，阳明先生认识到，“夫圣人之心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其视天下之人，无内外远近。”此为大道，而后世之人之所以偏离此道，正是因为被私欲阻隔而不识大道，如此一来，自然需要“拔本塞源”。

最后，事上磨练。事上磨练也是阳明学说的核心要旨之一。有关事上磨练最生动的阐释，体现在阳明先生与弟子陆澄的对话之中。据《传习录》载：“澄在鸿胪寺仓居，忽家信至，言儿病危，澄心甚忧闷，不能堪。先生曰：‘此时正宜用功，若此时放过，闲时讲学何用？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。’”这是事上磨练最典型的体现。按照阳明后来的论述，所谓事上磨练，其实也是要实现“事物之来，但尽吾之良知以应之”。也就是说，以良知用于事事物物。从“事”的角度分析，这也便是事上磨练。这是用功最难处，也是自我克制进而落实内心自立良知之法最急需之处。

综上所述，基于法政哲学的思考方式解读阳明哲学，旨在探索另一种理解阳明学说的可能性：良知所蕴含的正义理念，以及由天理所映射的法度世界。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看，在阳明学说中，以圣贤言行为典范，以圣贤文本为准则，有意无意间所体现的，乃是圣贤立法的世俗意象。然而，仔细梳理阳明学说即可知道，这不是阳明学说的最高追求。毋宁，当阳明先生反复强调“人人皆可为圣贤时”，实则隐含了另一个更高的期待：人人皆应体认良知，使其心纯乎天理，进而呈现出普罗大众自我立法并自我规训的世俗景象。一言以蔽之，致良知语境之下，人人皆可为圣贤，也即人人皆可“自我立法”。当然，这是一种理想状态，也是一种应然期许，而阳明先生始终执着于讲述心学，弘扬致良知之学问，显然也对此抱有审慎期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