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和戏剧家，他所著的养生学经典著作《闲情偶寄》，就是到了现在，仍算得上是一本畅销书。不过就在这本养生学著作里，李渔在讲到自己的书时，发了一通不怎么养生的“脾气”。

《闲情偶寄·器玩部·制度第一》写道，“是集中所载诸新式，听人效而行之；惟笺帖之体裁，则令奚奴自制自售，以代笔耕，不许他人翻梓。已经传札布告，诫之于初矣。倘仍有垄断之豪，或照式刊行，或增减一二，或稍变其形，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，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，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。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，伏望主持公道。至于倚富恃强，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，六合以内，不知凡几。我耕彼食，情何以堪？誓当决一死战，布告当事，即以是集为先声。总之天地生人，各赋以心，即宜各生其智，我未尝塞彼心胸，使之勿生智巧，彼焉能夺吾生计，使不得自食其力

这段话大意是说，我的这本书，是用来讨生活的，不许他人盗版翻印。之前就已经布告天下，言之在先了。但还有奸猾之辈，或者直接翻印，或者内容上稍作增减，或者形式上稍作变化，就当作自己的作品，不但贪占了本应由我获得的收益，还侵犯了我的署名权，属于中山狼之流。那我就要去起诉你们，希望官府能够主持公道。但是普天之下，盗版翻印我书的人，真是不知道有多少，我辛苦耕耘，却被他们夺了收成，让人情何以堪。所以提前告诉你们，我誓要与你们这些盗版之徒决一死战。大家都是天生地养，应当发挥自己的才能，我没有阻止你们聪明才智的发挥，你们为什么要夺我吃饭的营生，让我不能自食其力呢！

李渔直斥盗版者为“中山狼之流”，而且要“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”，甚至不惜“决一死战”，这位颇重养生的大文学家为何如此愤慨呢？

李渔当然不是随口说出这些话的，实在是有切身之痛。

和先秦哲学家们著书只为“藏之名山，以待后世”不同，李渔不但著作等身，而且还经营出版事业，是当时有名的出版商。他本就是商人之子，耳濡目染，自然练就了一身经商的本事。康熙二年（公元1663年），他从杭州移居金陵，开办芥子园书店，开始大规模编辑出版及销售书籍。芥子园书店不但出版他自己写的书，也编辑出版通俗读物、畅销书和科举考试用书等等。他亲自设计刻印的《芥子园画谱》，是当时的畅销书。

有正版就会有盗版，尤其是当时并无正式的版权保护法律制度，盗版者更是肆无忌惮。为打击盗版，李渔不得不奔走于苏州、杭州等地搜集证据，向官府求援。虽然当时的苏松道道台派人封存了盗版书籍，颁布了禁止翻刻李渔作品的公告，但苏州的盗版被查了，杭州又出现了盗版，让他身心俱疲。

当发现自己策划出版的书又遭人仿冒制售时，李渔终于忍无可忍，这才有了上面的激愤之言。这些激愤之言不只是情绪发泄，实际上也体现了他的版权保护意识。

李渔所称“食其利而抹煞其名”“我耕彼食，情何以堪”“彼焉能夺吾生计，使不得自食其力哉”，意为作为创作者，他为作品做出了艰辛的努力，况且他创作并不只是个人爱好，而是要出版发行，挣得收入，养家糊口。盗版者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，让作者名利均无，倘若任其妄为，那还有多少作者愿意去创作好作品呢？

李渔的这种观念，与现代著作权保护理论的基础——“著作权激励创作”颇有相似之处。“著作权激励创作”理论认为，盗版至少会导致激励不够而使创作减少，基于此，才有必要建立著作权保护法律制度，打击盗版，激励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当时确实没有版权保护的正式法律，但法律是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生，而社会生活并不会因缺乏法律文本而停滞。让人欣慰的是，明末清初的李渔等人就已有了版权保护的意识，当时的政府也有了版权保护的实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