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，诉状也被称为“刀笔文章”，讼师则被称为“刀笔先生”，由于这些“刀笔吏”最擅长曲解律文、雕琢文字、上下其手、出入人罪，成为君主“震怖臣下，诛锄谏士，艾杀豪杰”的工具，为人们所诟病。到了明清时期，人们用“刀笔先生”来泛指以撰写公文、诉状为业的师爷、幕僚、讼师等。讼师还有另一张面孔，就是正面的形象。古代讼师身上的正能量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：一是他们在诉讼中惩恶扬善，锄强扶弱，匡扶正义；二是他们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。为了传播讼师身上的正能量，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。

在一些讼师的身上激荡着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江湖侠气。曾经有一个恶霸，将一个无辜的乡民殴打致死。闹出了人命，凶手根本不以为意，蛮横地丢出十两白银，买乡民的一条命。这起惨案刚好被一位讼师遇见，讼师义愤填膺，挥笔疾书——“夫身有纹银十两，已可踢死一人，若家有黄金万镒，便将尽屠城？草菅人命，由此可见！”诉状写得慷慨激昂、掷地有声。

有的讼师则凭借他们丰富的诉讼经验和社会阅历主持公道、锄强扶弱。在清朝雍正年间，有一户贫苦人家迫于生计，将自家的财产典当给一个当铺老板，等手头宽裕了再赎回。可是，这个当铺老板财迷心窍，想要私吞这份财产，于是，他伪造了一份合同，也就是绝卖契约，意味着当主已经把财产所有权转移给他了，无权赎回。双方发生纠纷，在公堂之上，当铺老板以这份假合同让法官信以为真，竟然得以胜诉。

当主无奈，就向当地一位著名的讼师吴墨卿求助。吴墨卿拿来当铺老板伪造的假合同，仔细查看，果然发现了漏洞。原来，当铺里的当票都是用一根木扦穿起来的，否则，成百上千的当票就会“落纸如飞，散同秋叶”。而当铺老板提供的绝卖契约上面没有孔，这张当票显然是伪造的。当主据此提出上诉，当铺老板无言以对，交代了自己伪造合同的事实，把财产还给了当主。

在清人曾衍东的小说集《小豆棚》里，记载了一位外号“疙瘩老娘”的女讼师，办事老辣，相当有手段。由于江北地区遭遇自然灾害，粮食匮乏，粮商就到江南去收购粮食，贩运到江北出售。可是，江南百姓担心粮食都被运到江北去了，本地的粮价会上涨，所以阻止粮商贩粮。双方为此发生纠纷，闹到了公堂。

粮商们慕名向“疙瘩老娘”求助。“疙瘩老娘”开价白银三千两，代写了一纸诉状，上面只有两句话：“列国纷争，尚有移民移粟；天朝一统，何分江北江南。”在这里，“疙瘩老娘”用了一个历史典故。《孟子》中曾经记载了战国时期魏国是如何救灾的：如果河东闹灾荒，就把老百姓迁到河内，把粮食输往河东；反之亦然。当年的诸侯尚且知道体恤灾民，周转救济；如今天下共主，怎么能画地为牢，搞地方保护主义呢？寥寥数语，让人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，当地政府二话不说，下令放行。

在《清稗类钞》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：“讼师之性质，与律师略同。”实际上，讼师与律师“略同”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大的不同。讼师与律师的区别除了体现在两者的法律地位上，还体现在两者办案的程序和方法上。在古代，讼师没有什么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的观念，即便是在为弱者主持正义的时候，采用的手段依现在的法治观念看来也是有瑕疵的，也就是说，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”，以牺牲程序正义为代价追求实体正义。下面的这则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。

清代有一个叫杨瑟岩的讼师，他办过这样一宗案子。有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打算卖掉自己的房产，买主是一个当地的豪强。按照市价，这处房产价值白银一百两，可是，这个豪强仗势欺人，只肯出五十两，而且是强买强卖，不许讨价还价。老人走投无路，就向杨瑟岩求助。杨瑟岩把手一挥：“依他便是！”

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，杨瑟岩居中作保。合同上是这样写的：“某某某自愿卖房两间，上卖椽子、垳料和砖瓦，下卖地基。议价五十两银。口说无凭，立下此据为证。”豪强一看，这契约写得明白，虽然“上卖椽子、垳料和砖瓦，下卖地基”有点画蛇添足，但也没什么问题，当即签字画押。

没过多久，老人就要求豪强拆掉房子，把地基给自己腾出来。豪强感到莫名其妙，与老人争执起来，并把杨瑟岩这个保人找来。杨瑟岩气定神闲，接过双方当初签订的合同，当众宣读，把豪强听得目瞪口呆，合同中的“下卖地基”变成了“不卖地基”。豪强抢过合同一看，“下”字果然变成了“不”字。真是见了鬼了！

原来，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，杨瑟岩用自己的大拇指蘸了墨汁，轮到他这个保人签字的时候，顺势在“下”字旁边一按，就成了“不”字。那豪强吃了个哑巴亏，只好自认倒霉。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分析，这个杨讼师固然是锄强扶弱，在道义上无可厚非，可是他的做法已经是诈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