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唐代，凡各地方的死刑判决作出后，必须三次奏报皇帝批准，待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执行，即“三复奏”。对于京师判决的死刑案件则要求更严，须经过“五复奏”。

这正是唐朝死刑复核程序的“三复奏五复奏”制度。其中，死刑“五复奏”制度的诞生还有一个典故。

据《贞观政要》记载，贞观年间，相州人李好德患有疯病，经常讲一些反朝廷的话，唐太宗下令将其收押在狱。大理丞张蕴古认为，“李好德有疯病的病症，按法不应当定罪。”唐太宗答应予以宽大处理。可是，张蕴古却偷偷将皇帝的意图告知李好德，并和他在狱中嬉戏。不久，张蕴古受到御史弹劾。唐太宗震怒之下，将张蕴古斩首。

后来，唐太宗十分后悔，指责心腹重臣房玄龄不尽责，未能及时劝谏。他接着分析，张蕴古身为法官，泄露自己的话，罪行自然有。但按照法律的规定，还达不到处以极刑的程度。而自己当时十分恼怒，官员没有劝谏，司法官员亦没有反驳上奏，这才不当处决了张蕴古。

于是，这起错判的案件引发了一场关于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，即，死刑“五复奏”制度的诞生。

大理丞是唐代的司法官员。张蕴古身在其位，“泄露审判秘密”不谈，还与在押犯人嬉戏，不仅有损司法权威、官员形象，也容易让人有不正当交易的联想，但无论如何，就这样简单处决，显然是草率的、冲动的，也是不符合当时法律规定的。

于是，唐太宗做起了改革的“后半篇”文章。从历史来看，他的这项司法改革举措有高度。唐太宗不仅依赖大臣的贤明和自觉，更注重“前车之鉴”的深刻性和“约法三章”的长效性，治标更治本，治事更治制，从程序上限制皇权的恣意；这场改革也有温度，死刑复核关乎人命，连着人心，通过严把死刑复核关，体现了宽仁慎刑的法制思想，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，提升治理效能，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；这场改革还有精度，“五复奏”制度传承于历史，根植于现实，是对隋朝成型的“三复奏”制度的“深加工”和“精装修”，并与门下省复审等配套措施一起，实现了机制再造、权力优化和制度集成。

当下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，我们当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，看透深层次矛盾，识得要害性症结，让改革从构想到蓝图，从设计到施工，从落地再到实效加速转化，推动改革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