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格杀勿论”这个成语被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。不过，若问起“格杀”为何“勿论”，恐怕国人大多不明就里，而历来学界对此的理解也有值得商榷之处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7版）把“格杀”的“格”释作“打”，同时，将“格杀勿论”解释为：“指把行凶、拒捕或违反禁令的人当场打死，不以杀人论罪。”《辞源》（第三版）也把“格杀”训为“击杀”。法律史学界对“格杀勿论”的理解不出此窠臼，认为“格，有斗、击、拒捍之义”或“‘格’代表‘格斗、击杀’之义”，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展开，如把中国古代法律适用“格杀勿论”的情形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受害人实施正当防卫时的“格杀勿论”；第二类是执法者在“罪人拒捕”情况下的“格杀勿论”；第三类是第三人实施防卫时的“格杀勿论”。语言学学者也采用此种解释。

以上三种“格杀勿论”的情形符合中国古代法律的实际情况，笔者并无异辞。可是，词典和学者们对“格杀勿论”的训释令笔者不能苟同。这种训释的尴尬之处在于，“把行凶、拒捕或违反禁令的人当场打死”云云无疑远远超出了“格杀”的字面意义范围，属于硬塞进来的意义项。而如果把这些意义项剔除，只从字面上来理解“格杀勿论”，则与“杀人者死”的古老观念和基本法原则明显抵触。这种扞格不通提示我们，“格杀勿论”可能另有确解。

“格杀”实例和“格杀勿论”之制

“格杀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史记·荆燕世家》：“郢人等告定国，定国使谒者以他法劾捕，格杀郢人以灭口。”刘定国是诸侯王，他对郢人的灭口出以官方的名义，于是就具有了一定的形式合法性。又，《史记·减宣传》：“为右扶风，坐怨成信，信亡藏上林中，宣使郿令格杀信，吏卒格信时，射中上林苑门，宣下吏诋罪，以为大逆，当族，自杀。”减宣为汉武帝时著名的酷吏，执法如山，杀伐果断，他以右扶风长官的身份下令捕杀逃犯，程序上无可挑剔。若不是误射中上林苑门，当不至落得自杀的下场。《汉书·冯野王传》：“野王部督邮掾祋祤赵都案验，得其主守盗十金罪，收捕。并不首吏，都格杀。”颜师古注“不首吏”为“不伏从收捕”。冯野王以左冯翊而诛杀贪赃拒捕的属下，自然也是师出有名，堂堂正正。《汉书·王尊传》记载王尊为东平王相，“王变色视尊，意欲格杀之，即好谓尊曰：‘愿观相君佩刀。’尊举掖，顾谓傍侍郎：‘前引佩刀视王，王欲诬相拔刀向王邪！’”东平王心忌王尊，假称欲观其佩刀，引诱王尊拔刀相向，以制造正当防卫的假象，借此便可以名正言顺、合理合法地将他杀掉。以上几例格杀案或者是官方对罪嫌或逃犯的捕杀，或者是受害人对行凶者的正当防卫，而共同特点是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或正当性，由此透露出“格杀”的本质内涵。

再读《后汉书·刘盆子传》，其中记载了赤眉军的小朝廷礼度淆乱、军纪荡然，同样用到了“格杀”一词，“大司农杨音按剑骂曰：‘诸卿皆老佣也！今日设君臣之礼，反更殽乱，儿戏尚不如此，皆可格杀？’更相辩斗，而兵众遂各逾宫斩关，入掠酒肉，互相杀伤。卫尉诸葛稚闻之，勒兵人，格杀百余人，乃定。”唐代李贤为之作注：“相拒而杀之曰格。”很明显，后人对“格杀勿论”的理解完全源自李贤的权威注释。可是，李贤的注释实在有欠精准。设想一下，甲欲杀乙，乙在知情的情况下自然要抗拒一番，然而终于被杀。此种“相拒而杀之”的情形如果表述为“甲格杀乙”，不免显得不伦不类。由此来看，“相拒而杀之”虽描绘出“格杀”的客观形态，却难以构成格杀的充要条件，因为遗漏了最为关键的对象要件，即格杀的对象得是罪人，至少也得是有犯罪嫌疑的人。

以上诸例虽没有明确提到“格杀勿论”，然而从其隐含的意思来看，“格杀”应该是“勿论”的。《周礼·秋官·朝士》云：“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，杀之无罪。”东汉郑众注：“谓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，杀之无罪。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，上人车船，牵引人欲犯法者，其时格杀之，无罪。”可知，不晚于两汉之际，律法上已确立了“格杀勿论”的原则。后世“格杀勿论”之制大体上是汉法的延续和发展。

“格杀勿论”制度发展到唐代渐臻成熟，以明载于律典中的“捕格之法”为集中规范的表达。《唐律·捕亡》规定：“诸捕罪人而罪人持仗拒捍，其捕者格杀之及走逐而杀，若迫窘而自杀者，皆勿论。”又，《唐律·贼盗》“夜无故入人家”条下疏议曰：“登于入时被主人格杀之者，勿论。”此即为“格杀勿论”的两种法定情形，而“格杀”之义已寓于其中。若嫌还不明朗，再看“有所规避执人质”条：“诸有所规避，而执持人为质者，皆斩；部司及邻伍知见，避质不格者，徒二年。”注：“质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者，听身避不格。”疏议曰：“有人或欲规财，或欲避罪，执持人为质。规财者求赎，避罪者防格。……‘部司’，谓持质人处村正以上，并四邻伍保，或知见，皆须捕格。若避质不格者，各徒二年。”此条规定了劫持人质罪的刑责，顺带也明确了相关人等的作为义务及例外。其中，“不格”即“不捕”，“防格”即“拒捕”。可见，“格”与“捕”为近义，可以互换。刘俊文先生释曰：“格，拘执也。”（《唐律疏议笺解》）应该也是正确的。

“格杀勿论”确解

综合以上“格杀”的实例，以及历代律典中对于“格杀勿论”诸般情形的规定，不难概括出“格杀”的真义。“格杀”应该指那些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的杀害行为，属于“杀人而义”的情况。具体来看，又包括了执法杀人、正当防卫杀人和见义勇为杀人几种类型。

以此反观古来对“格杀勿论”的训解，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。“格”确有“击、打、相拒捍”之义。如《逸周书·武称》：“穷寇不格。”《荀子·议兵》：“服者不禽，格者不舍。”《玉台新咏·饮马长城窟行》：“男儿宁当格斗死，何能怫郁筑长城。”以及前引《史记·减宣传》“吏卒格信”的说法，均取此义。然而，此义项不宜机械地挪用到对“格杀”或“格杀勿论”的解释中。实际上，“格”还有“法式”“律法”之义。如《礼记·缁衣》：“言有物而行有格也。”郑玄注：“格，旧法也。”孔颖达疏：“格，谓旧有法式。”《后汉书·傅燮传》：“由是朝廷重其方格。”李贤注：“格，犹标准也。”律法意义上的“格”，中国古代颇不乏例。东魏有《麟趾格》，唐朝有《武德格》《贞观格》《永徽留司格》《散颁格》《开元格》，宋朝也有大量的格颁布。《新唐书·刑法志》：“唐之刑书有四，曰律、令格、式。……格者，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。”“格”之所以成为律法标准的代名，其语源学依据大概如张斐《晋律注》所云：“化而裁之谓之格。”一言以蔽之，“格”即是法。所谓“格杀”就是法律所允许的杀人行为，有“依法杀之”的意味，套用柳宗元的话：“是非死于吏也，是死于法也。”（《新唐书·孝友传》）

此外，佛经有云：“法者，正也”，如此说来，则把“格杀”解为“正杀”似乎并不算离谱。其实，训“格”为“正”者古亦有之。《论语·为政》云：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何晏注：“格，正也。”到了王阳明那里，更是一语道破真谛：“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，以归于正之谓也。正其不正者，去恶之谓也。”（《王文成全书》卷26）从其实质内涵来看，“格杀”不正是包摄了“去恶”的要素才成就其正当性吗？

在古人心目中，“杀人者死”是“百王之所同”的常法，然而，“格杀”因体现了“化而裁之”“正其不正”的价值属性和利益诉求，因而成为少有的例外，不受刑法的非责。此即为“格杀勿论”一语的真义。

综上，“格杀勿论”中的“格杀”字面意思当训作“捕杀”，深层意义可解释为“法杀”或“正杀”，即“格杀勿论”以“杀人而义”为要件。如此，“格杀勿论”的规范表达才合乎逻辑和经验。依中国古代律法制度，“杀人者死”是基本原则，“格杀勿论”是补充性原则，二者相反相成，共同构建起中华法律传统中既尊重生命、又重视社会防卫的文化诉求。就此而言，习焉不察的成语“格杀勿论”其实蕴含着异常丰富的法律文化因子，值得今人认真总结和对待。